霍华德·马克斯：我们应该废除经济规律吗？

本文是橡树资本联合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发于2024年9月19日的备忘录《Shall We Repeal the Laws of Economics?》，原创翻译，主要还是为了自己通读一遍原文。如有错漏还请海涵，欢迎批评指正。以下是正文——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为写一篇上述话题的备忘录收集着摘录，但最爱的主题例如风险、债务和不确定性一再插队，将我原本打算写的备忘录推迟到美国大选季节全面展开，使其变得更引人入胜。

像我一样，你无疑已经注意到，政客们——从前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哈里斯到落选候选人——又开始做出无视经济现实的承诺了。特朗普对关税的呼吁还有哈里斯对食品杂货牟取暴利的攻击仅仅是两个例子，这些提议会让候选人忽视问题（特朗普的情况）或者未能反映出对问题的有意义的理解（哈里斯的情况）。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提升或贬低任一位候选人，而是要说明，经济学中没有“免费的午餐”，尽管候选人的主张与此相反。

背景

The Background

2016年，在一场异常喧嚣的总统选举如火如荼之际，我发表了两篇偏离了投资而进入广大世界的备忘录，叫作《经济现实》（Economic Reality）和《政治现实》（Political Reality）。第一篇解释说，经济学主要是关于我们如何做出选择——人们如何在可用的选项中分配有限资源——的研究。第二篇说明，在政治中——尤其是在竞选承诺领域——没有所谓的有限。正如我在《政治现实》中所写的：

我总是从矛盾修辞——内部矛盾的短语——中得到乐趣，比如“巨型虾”和“常识”。我会在清单中再加上“政治现实”。政治界有它自己的、改变了的现实，在其中经济现实常常似乎没有影响。不需要做出选择：候选人可以承诺一切。而且没有任何后果。假如某件事在现实世界中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政客们似乎感到可以随意忽略它们。

我在那两篇备忘录之后在2019年又写了篇题为《政治现实遇见经济现实》（Political Reality Meets Economic Reality）。其主旨是，政客们可以对经济做出他们想要的任何承诺，但假如他们的承诺无视经济现实并背道而驰，他们就无法兑现，因为归根结底，经济规律是无可争议的。自由经济是由数以百万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雇主和雇员、储蓄者和投资者做出的自利决定所驱动的。政府可以通过旨在鼓励甚或强迫行为的法律，但一般来说，他们不能强制出经济结果。存在如此多的变动因素和次级效应，以至于政府通常无法同时谋划出繁荣，以及政策制定者可能寻求的具体经济结果。

历史上充斥着不成功的计划经济。这是有证据的，包括科学方法所要求的“对照组”。八十年前，朝鲜是一个单一的国家。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分裂成两个，显然有着相似的人口、地理和资源：南韩（受美国影响）和北朝鲜（受苏联影响）。自那以后，南韩以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运营，而北朝鲜作为一个共产主义专政国家。关于北朝鲜几乎没有可靠的经济数据，但根据美国中情局（CIA）的《世界概况》（Worldbook），其GDP按购买力计算，估计为人均2000美元，而南韩为50000美元。北朝鲜的公民被描述为贫困，但至少它没有边境问题，因为没有人试图潜入。除了经济上的差异，还有政治上的（民主对专政），但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资本主义赢了。

在讨论经济体系时，我通常会问人们，他们认为是什么导致了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享有的经济优势，从而导致了其公民更高的平均生活水平。美国人更聪明吗？更努力工作吗？更值得吗？以上都不是。我有信心这是因为我们历史上对自由市场体系和资本主义的拥抱。

自由市场提供的激励机制有效地将资本和其他资源引向它们会最具生产力的地方。它们促使生产者去做出人们最需要的商品，以及工人去从事他们就产出价值而言最具生产力的工作。而且它们鼓励努力工作和承担风险。结果是一个更高的整体社会生活水平，但肯定不是每个人都同样程度受益。由于动机与人们不同能力的相互作用，有些人比其他的人好相当多。有些人成功要归功于好运和/或遗传优势，而非天赋能力。自由市场体系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产生“公平”结果，但旨在做到这一点的经济体系通常不会提供为集体利益而鼓励经济生产力所需的激励。这就是他们失败记录的原因所在。

8月15日，媒体报道称次日副总统哈里斯将宣布她的经济政策。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禁止食品杂货业哄抬价格的承诺上。“据罗斯福研究所——一个左倾智库——特别行动负责人Elizabeth Pancotti表示，食品杂货……自2019年以来跃升了26%”（《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8月15日），而许多选民表示通胀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综上原因，哈里斯瞄准食品杂货价格是完全可预见的。（讽刺的是，8月15日也是美国通胀率自2021年3月以来首次降至3%以下的日子。）然而，我很肯定，这归类于简单化的经济解决方案，旨在吸引选民，但根基不健全，且很可能失败。

什么是哄抬价格？

What Is Price Gouging?

哄抬价格通常被定义为卖家利用市场力量或暂时的供需不平衡，将价格提高到原本不会普遍存在的水平。而在2021年和2022年，食品价格确实大幅上涨，导致人们对食品零售商产生怀疑。但是，除了卖家这方恶意欺骗的决定之外，价格上涨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以下是一些可能性：

当2020年3月疫情开始时，大多数人待在家里，自己做饭，大大增加了对食品杂货的需求，并耗尽了库存。生产系统被打乱了，投入资源供应不足，或者投入到与需求不相符的地方。这导致了人们热议的“供应链问题”。商品过少——连同过多资金追逐它们——构成了通胀的典型原因。联邦政府向纳税人提供了大量的Covid-19救济。收到福利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因疫情在财务上受到伤害的人数。这些人处于有利地位，为未来的花费攫取了数万亿美元。当2021年中Covid的Delta变种出现时，人们再次待在家里，避免与他人接触，在商品上花费比平时更多，在服务上花费比平时更少。结果，对商品的需求强劲，超过了有限的供给，并导致价格上涨。

超市业的利润率很低——约占销售额的1%至2%——而且在2021-22年期间其只变化了一点点。那么，有哄抬价格吗？而假如哄抬价格是价格上涨的原因，那为什么它发生在那些年，而不是更近些时候呢？再一次，当今的高价格是不是在哄抬价格之外还有其他解释？《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不怎么是一个资本主义拥护者——在8月15日写道：

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去年报告说，美国经济的快速就业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资上涨，是食品杂货价格上涨的主要贡献因素。

许多因素导致了食品价格的上涨，其中许多与宏观经济有关联。但底线是，条件允许食品销售商提高价格，而他们就这样做了。

涨价是错的吗？

Is Raising Prices Wrong?

以上就是关键的问题。哄抬价格的定义一贯包括诸如“不公允”、“过度”和“过分”这样的词。这些都是主观的术语，可供评判和辩论。这些词语涉及的行为是否得当，通常在观看者的眼中。卖方高度合理的提价，对顾客是哄抬价格。给哄抬价格定义的难度，让我想起了那些人说的：“我们不是要榨取富人；我们只是想让他们缴纳公允的税款。”我并不是说富人不应该支付他们的“公允份额”，但公允份额的标准是什么，还有谁来设定这个标准？同样地，谁决定价格是否公允？还如何决定？

当一家超市提高必需品例如面包的价格时，这是在哄抬价格吗？答案是很复杂，而这便是使得公允地监管价格很困难的原因。

假如农民支付更多的化肥和劳动力，然后卖给面包师收取更多费用，面包师能否以更高的面包价格公允地将其传递给超市呢？假如面包师提高了他向超市收取的面包价格，那么超市将增加额传递给消费者，就错了吗？假如超市的员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它能通过提高其售卖商品价格来抵消这一增加额吗？假如一个热播的电视节目令三明治流行，需求增加，那么供应链上的人利用了这一点，并提高面包的价格，就错了吗？

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在供给减少或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提高价格，本质上错了吗？举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优步（Uber）在高峰时段实行“高峰定价”，因为这段时间更多人要搭乘。这是不公允的做法吗？假如政府说优步不可这么做，这将使低于一些人所愿意支付价格的搭乘可得，并剥夺司机本可以收取的全额车费。而司机随后所获得的费率可能不足以补偿他们堵在交通上的时间，这意味着愿意应对高峰需求的司机会更少，而需要搭乘的人们可能得不到服务。这样会更好吗？如果1000张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演唱会票以100美元的价格出售，有3000人排队购买，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很简单：它们太便宜了！演唱会主办方抬高票价到只有1000人排队，会不公允吗？很少有人会这么说。但假如相反，价格保持在100美元，而前1000人买掉全部，这样留下未满足的需求，这种情况下，买到票的人可以以超过100美元的价格转卖票。利润将流向转卖者，他们以一个过低的价格搞到了票。这样公允吗？假如票价提高了，增量流向Tay Tay，反映出她的粉丝对她劳动付出的完全价值，是不是更公允呢？2021年，当时人们想要离开他们的城市公寓，住房和建筑材料供不应求，房价飙升。假如你在2019年拥有一套价值40万美元的住房，而在疫情后的环境下要价50万美元，你的行为是否不道德呢？政府是否应该起诉对住房索要更多的人？最后，当经济在2021年恢复生机时，每个失业工人都有多个职位空缺，从而使更高的工资可以获得，工人们可以告诉老板说，“我以后可以拿到更高的薪水。如果你不给我加薪，我要走了。”当雇员在谈判中有优势时，政府是否应该限制工资的增长？2023年的秋天，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 union）利用紧张的劳动条件带来的议价能力，从福特（Ford）公司谋得了“第一年11%的工资增长，在4.5年的合同中工资总额增长25%，外加5000美元的批准奖金和生活费调整”。（维基百科）这是一包丰厚的待遇。这是否代表哄抬价格？

这每个例子都表明，一方利用供给/需求条件，为他们所拥有而提供的东西收取了更多的钱。但无疑，他们的行为并非不合法。它们不过是市场运作的例子。

替代选择是由政府决定在每种情况下谁应该占上风。应该是优步司机抑或乘客；常去音乐会的听众抑或演奏者；房主抑或购房者；工人抑或雇主？许多人本能反应地倾向于同情乘客、听众、购房者和工人，因为很容易对那些获利的人关心较少：司机、流行歌星、房主和雇主。但假如政府在天平上偏袒某一方或另一方，它就会扭曲自由市场的运作，使其无法有效地为整个社会利益而发挥作用。后面再详细说。

有些形式的卖方行为是显然错误的。其中包括串通、价格操纵和掠夺性定价，旨在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但是禁止这些行为的法律已经写在了书上。旨在禁止和惩罚被某些人视为不公平、过度或过高（而不是不当行为的结果）的价格上涨的额外法律，肯定会被证明难以执行，且适得其反。

反哄抬价格法会起作用吗？

Would a Law Against Price Gouging Work?

正如历史上充满了失败的计划经济，历史也表明了试图调控价格的无效。1974年，当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引发通胀，使数百万人生活变得困难，美国政府通过分发“WIN”徽章来应对，意即“立即遏制通胀”（Whip Inflation Now）。我仍拥有我的徽章，但无论是它或本应随后而来的消费者自愿行动，都不足以阻止1980年的通胀率触及13.5%。根据维基百科，这些徽章被嘲笑，一些怀疑者将它们反着戴。“那样戴的话，“NIM”意指的是‘没有立竿见影的奇迹’（No Immediate Miracles）、‘不停止的通胀旋转木马’（Nonstop Inflation Merry-go-round）或者‘需要立即得到钱’（Need Immediate Money）。”

在委内瑞拉有更近期的价格管制经验。以下是我在《经济现实》（Economic Reality）中所说的：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价格管制，其已经扩大到适用于越来越多的商品：食品和重要药品，是的，但也包括汽车电池、基本医疗服务、除臭剂、尿布，以及，当然了，还有卫生纸。表面上的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让商品穷人也买得起，但任何对经济学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预见到后果：当价格被设定低于生产成本时，卖家就负担不起让货架上供货充足了。官方价格很低，但这是幻想：这些产品已经消失了。（《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2016年5月12日，引用者加粗）

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你可以为商品定价，但你不能强迫人们生产它们。这听起来很像经济现实。

这是一个例子，表明事实上官员们可能相信他们可以大笔一挥就控制经济的发展，但他们会挫败于使这一努力复杂化的二级后果。

试图降低生活必需品的成本一点都没错。然而，做到这一点的最好的方法是去鼓励增加供给。另一种方法是不要通过向经济中注入过多流动性来过度刺激需求。强制降价通常是获得它们的最不有效的方式。

现在是我引用这句经济学家格言的一个好时机：“对高价格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高价格。”这并不是开玩笑；远非玩笑。总体来说，高价格意味着需求相对于供给来讲很强劲。最终，这些高价格将鼓励生产者生产更多，而消费者消费更少，两个方向对价格的抑制作用都是明显的。我们在石油市场上对此屡见不鲜，仅仅举个例子。

一个设立来监管食品价格的政府官僚机构是不太可能成功的，而且几乎肯定会有相反影响。所以，我们就没什么能指望从价格管制带来的好处吗？我能想到一个：在这个新的官僚机构中的数千个新的（尽管是非生产性的）工作岗位。正如Jason Furman——一位相对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在谈到哈里斯的反哄抬努力时说的，“这不是明智的政策，我认为最大的希望是，它最终只是大量的辞藻，而非现实。”

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房租管制

Another Case in Point: Rent Control

几个月前，几个月前令我最初想写这篇备忘录的问题是房租管制，这是我有亲身经历的，1956年，我十岁的时候，住在一个月租92美元的公寓里。

联邦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了房租管制，这样一来，由于很少新建公寓楼房，以及养家糊口的人外出打仗，而不是赚取正常工资，家庭就不会因价格过高而离开他们的公寓。纽约市公寓的房租被冻结在1943年的水平。在战时的特殊情况下，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但这个项目在其后并没有被卸除，它仍然管理着一些80多年前建造的公寓。而房租管制仍然对纽约市公寓的供求关系造成严重破坏。

总的来说，纽约市的房租管制限制了公寓房租上涨，只要它们是由1971年的租户或与他们同住一起的亲戚所占据的。该法律的颁布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居住者，但公寓以受管控的房租传给了那些在1971年不一定住在里面的人。满足上述标准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这种形式的房租管制正在消亡。

更新的法规继续以“房租稳定”的名义继续生效。一个例子是强制性包容性住房（Mandatory Inclusionary Housing），有人向我解释如下：假如你要建一栋公寓大楼，并且需要一些分区放宽——实际上所有项目都需要——你必须同意以下：

一定比例的公寓将是“经济适用的”。经济适用房的租户必须赚的收入远低于该地区的平均水平。允许的最高房租将基于租户收入的一个百分比来设定。房租在续租时的房租上涨将受到管制，通常为每年几个百分点。

大多数人都同意，鼓励建造新的经济适用房是值得称赞的，但这种特定的操作方法会有增加公寓建设成本的相关影响。假如每年就建造更多的新公寓，可能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底线是，大部分纽约市公寓的房租仍然受到某种形式的控制，而且不太可能完全解除管制。结果，建造新公寓的激励措施是有限的，例如，2002年至2017年期间，纽约市租赁公寓数量的增长率仅为每年0.3%。

管制公寓的改善也受到管制。任何15年期间内用于改善的支出都被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数额，而且投资只能通过每月房租的增加来收回，其仅相当于改善成本的微小一部分。因此，进行改进通常是不经济的：

许多房东不填补他们空置的房租稳定单元，因为运营和翻新成本可能超过法定最高房租。截至2022年，纽约市大约有2万个空置的房租稳定公寓。（维基百科）

这么一个系统是否可能有问题，其（a）对公寓有强烈需求，但（b）保持公寓空置比将它们出租更有利可图？公寓和面包或卫生纸并没太多区别。官员可以限制人们所必须支付的价格，这很受消费者欢迎，但除了在最独裁的管辖区，他们并不能强迫供应商以规定的价格去生产商品销售。

今年我一直努力跟进有关纽约的公寓状况的文章，然后我注意到以下因素通常被列为抑制公寓建设的因素：（a）缺乏税收激励和补贴，（b）在郊区建设经济适用公寓的阻力，以及（c）高利率（尽管最后这个不能用来解释2010年代公寓建设的低水平）。最令我震惊的是，没有提及任何房租管制的影响。

一篇《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月9日的文章尤其激起了我的兴趣。这篇文章报道说，纽约市“空置和可供”的出租公寓百分比已降至1.4%，1968年以来的最低。它接着说，“住房专家认为，健康的空置率应该在5%到8%左右的某处。”那么为什么空置公寓如此之少呢？这归结为供给和需求：

就像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门票一样，它们就是太便宜了。这意味着需求强劲，而公寓不会空置。还有，因为房租被维持在过低水平，潜在建筑商无法获得有吸引力的回报，这意味着供应很少增加。（我还想象，假如公寓建筑商能够获得可接受的投资回报，他们将不得不担心新的法规会来将之剥夺。）

正如前面提到的一般价格，如果公寓需求旺盛而供应受限，结果应该是房租上涨，鼓励房东增加供应。但在纽约市市场力量不被允许自由发挥作用；经济规律因管制而变得减弱。2月9日的文章包括了以下论述（这篇是来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也通常并不是资本家的朋友）：

答案是，开发商建造公寓通常无法获得与其他投资形式相比具有竞争力的回报……

住房专家估计，该城市需要建造的住房数以十万计。

然而，目前为止，该市和该州还没有采取措施来足够地加速住房开发以解决危机……

[州长Kathy] Hochul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调查是“最新的提醒，即我们只能通过建设来度过这场危机”。

但有趣的是，注意到那些被描述为有潜力导致“通过建设来度过这场危机”的“举措”总是强调政府提供的补贴和激励，从不允许自由市场来设定房租。

赞成这种安排的人可能会辩说，其保持了可负担性和多样性。以纯粹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些人——假如房租由自由市场决定，他们无法负担得起在纽约市生活——如果足够幸运，能够租到受管制租金的公寓，他们就能住在那里。但其他想住在纽约市并能负担得起更高租金的人却无法这样做，因为没有公寓可供他们。最后，那些拥有不知咋的不受监管的公寓的房东，可能会要求比原本更高的房租——如果公寓供应的增加不被抑制的话。这是好是坏，是一个个人哲学的问题。但很明显，经济规律和自由市场的行为在纽约市不起作用。政府里的某人在做着决定。

我想用Jason Furman关于食品价格的一条评论来结束这次讨论：

Furman先生……说……如果价格没有回应强劲的需求而上涨，新的公司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意愿跳进这个市场以增加供应。（《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8月15日）

顺便，作为她8月16日经济计划的一部分，Harris说，她将禁止拥有50套以上公寓的房东在两年内将租金提高5%以上。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个好主意，但它肯定不会鼓励增加对公寓的投资。

监管杂项

Regulatory Miscellany

我们有太多政府试图忽视或无视经济规律的例子了，以至于很难把它们分类，但我在这里必须讨论一些，以及它们的缺点：

哈里斯经济计划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计划向首次购房者提供2.5万美元以帮助首付。当然，现如今年轻人很难拿出成为房屋所有者所需的现金。这里的问题是，给100万潜在买家每人2.5万美元，或总共250亿美元，几乎肯定会导致房价的一次立即上涨，从而消除了该计划所希望的大部分好处。很容易：这可以通过一项法律来防止，禁止现有卖家因该计划的实施而提高房价。但对于未来将上市的房屋又如何呢？很简单：制定另一项法律，你就不能为你的房子要求得比假如这个计划不存在的情况下更多。试试执行这个。担任总统时，唐纳德·特朗普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以对抗他认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现在，他承诺对进口商品征收一个10%的全面关税。这些关税可能会抑制进口，刺激国内生产，并减少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但它们很可能由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来支付，因为制造商和出口商不太可能去吸收一项关税，如果他们能将其转嫁出去的话。多年来，低成本进口抑制了美国的通胀，使美国人能够享受有吸引力的生活水平。广泛的新关税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可能相当于物价上涨。而关税——以及其他国家作为报复而征收的关税——将阻碍全球化，而全球化通过让每个国家的人民为世界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而有利于全球经济。特朗普的政策建议还包括延长他即将到期的2017年的以及一系列新的减税政策。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对企业和个人的减税，包括取消对小费、社保福利和加班工资的征税。宾大沃顿预算模型（Penn Wharton Budget Model）估计，到2026年，该计划将为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群平均减少320美元的税收，为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人群平均减少47220美元的税收。即使不考虑最新的提议，比如免除加班费的税收，这些行动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增加5.8万亿美元的国家赤字，或者4.1万亿美元——在考虑到它们对整体经济的潜在刺激作用（所谓的“涓滴效应”）之后。除了这种可能性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减税会得到补偿。加州是所谓“进步”经济思想的培养皿。2022年，该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案，创立了一个由行业代表和餐馆工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快餐业的工资标准。面对一个业界资助的废除该法律的公投威胁，立法者修改了该法律，要求超过60家快餐连锁店的最低时薪为20美元。新法律在4月份才生效，所以现在评估其影响还为时过早。然而，媒体充斥着餐馆关闭、员工被解雇或工时减少、雇主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以及消费者面临大幅涨价的报道。虽然“夫妻店”餐馆不需要支付新的最低工资，但可以预见的是，许多餐馆被迫按照规定的标准支付最低工资以留住员工，这意味着立法者意图为小餐馆提供的保护可能是虚幻的。这就是经济规律运行的方式。类似地，加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医疗保健行业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5美元。但更近些时候，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5月27日报道，官员们意识到其“会使该州每年多支出40亿美元，由于更高的Medicaid的成本以及对国有设施工人的补偿”，所以他们推迟了该法律对这些工人的福利生效时间。这里震惊的是，你不能把钱给某人而不从别人那拿钱，而加州的纳税人可能并不喜欢州政府把更多的钱给医疗工作者，尤其是考虑到当前的预算赤字。如果有一件事是两党都同意的，就是“别动社保！”现有的和未来的退休人员都希望继续领取他们的月度养老金，并且希望相关规则保持不变。两党的领导人都同意这点。只是这行不通。社保是一种缴费计划类似于保险，其通过一只信托基金运作。工人通过税收缴进来，退休人员领取支票。但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的数量相对于缴费职工的数量一直在增长，而且，如果没有任何改变，基金肯定会通过一个不可逆转的数学过程变得无法偿付。有很多手段可以让社保恢复健康，但没有人愿意这么做，因为这样做会让某些人不高兴（也就是说，让一些选民不高兴）。这些选择包括（a）提高社保税率，（b）提高纳税收入上限，（c）减少福利，（d）限制生活成本调整，（e）提高退休年龄，（f）限制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以及（g）对可能领取养老金的人进行经济状况调查。这些都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每个人都想要兑现承诺的支票。不需要有一个经济学学位才能知道，当人们花的钱比缴的多时会发生什么。（只有在政治现实中，才有人可能期望出现一个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并没有听到政治家或民选官员说任何言语关于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使社保信托基金免于破产。当然，政府可以将社保从一个自筹资金的项目转变为政府资助的福利，而乍一看，这种变化似乎主要是语义上的。但是，耗尽信托基金并从财政部支付福利，会进一步加剧本已麻烦不断的赤字、国债和年度偿债，这将反馈于进一步增加赤字和债务。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我在世界各地都被问到的话题：美国政府的赤字和债务。我回答说，它们是一个尴尬。橡树资本有幸为几个拥有主权财富基金——而非国债——的国家管理资金。一些国家把意外之财放进一个上锁的盒子里，比如挪威的石油收入或澳大利亚电话公司私有化的收益。而许多其他国家量入为出，只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没有无限制印钱而不引发货币贬值的奢侈。但美国习惯性出现赤字，花费大于收入。我们上一次出现盈余是在2000年，在克林顿政府的末期。今天，第一次，仅仅是我们国家债务的年利息就超过了国防部的预算。然而两党都不愿意解决赤字问题，或支持平衡预算。我们的国会很少提交一个预算，更不用说一个平衡的了。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我们自己的机构中是不会容忍的。

美国的行为就好像它有一张信用卡，没有余额限制，也没有还款要求。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目前为止它能够逃脱惩罚，而我们的政府官员缺乏减少开支的意愿。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很少听到现代货币理论，这种观点在2020年流行起来，“对于控制其货币的国家来说，赤字和债务无关紧要”。然而，我们的政府仍然表现得好像这个理论是有效的。

19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当一个经济体增长太慢，无法创造所需的就业岗位时，政府应该增加支出以刺激需求，即使这意味着出现赤字，并通过借贷来弥补。然后，当繁荣恢复，就业恢复，其花费应该少于收入，实现盈余，并用它来偿还债务。一切都挺好，除了那最后一点：关于盈余和债务偿还的部分已被遗忘。

事实是，赤字鼓励了大多数人所享受的经济增长，而支出超过政府收入则允许官员发放“免费物品”，从而获得选票。但永久地这样做需要无视经济规律，不断增加债务，似乎相信它们永远都不需要偿还。它能一直持续没有尽头吗？我们且看吧，但我不这么认为。

共同的线索是什么？

What Are the Common Threads?

上面描述的行动和建议的行动，就像前面提到的问题一样，都有某些共同的元素。

表面上看目标似乎都是值得称赞的：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更平等的结果。但是，考虑到经济学的运作方式，它们通常会产生无法控制且无益的二阶后果。本质上，它们都是关于“谁得到什么？”的问题。货币不可能凭空出现；只不过有关于谁付款以及谁收获的选择。这是一个零和游戏。该目标往往是民粹主义的，由立法者和监管者挑选赢家和输家。他们通常把自己的行为塑造成保护受压迫的小人物不受贪婪的大人物伤害。大多数反自由市场的监管都包含规模标准，这意味着它们只适用于超市，而非街角的杂货店；拥有很多公寓的房东；有一定规模的医疗设施；以及连锁餐厅，而非独立餐厅。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应该注意到拜登总统8月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说的：“我为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走上警戒线并被贴上最亲工会总统标签而感到骄傲。”雇员本身是否比雇主更值得保护？没有雇主，人们去哪里找工作？不管怎样，他们确实成为了政客们方便攻击的靶子。围绕这些问题的言辞往往带有令人担忧的阶级歧视和分裂色彩。以下是我上个月从一位候选人那里收到的一封典型笔记的部分：“即使通胀有所下降（原文如此），食品价格仍然似乎天一般高。这是又一迹象企业的贪婪在捕猎……消费者。CEO们不应该在家庭还在为将食物放上桌面或支付医药费而挣扎的时候，用创纪录的利润来中饱私囊。”在这种环境下，“利润”是一个肮脏的词，“贪婪的公司”是怀疑和监管的成熟对象。最后，民选官员有一种免于影响的习惯。因此，有趣的是，加州的最低快餐工资并不适用于政府机构的餐馆。哪个官员愿意忍受员工被迫多付午餐钱的愤怒？

经济学法则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其适用于每个人。另一方面，试图否定这些法则的尝试，通常是为了让某些群体与其他群体受到不同的影响。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那些掌权者就是在挑选可能的赢家和输家。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并不是个好主意。

根本上讲，政府补贴和经济监管等于是鼓励人们采取自己所不会采取的行动。换而言之，这些行为在自由市场中不会发生。类似这样的授权应该被严格审查。有些可能源于官员的所罗门式决策和对公平社会的渴望。另一些则可能是支持再分配的哲学偏见的结果。还有些则只是为了讨好选民。

对于许多职业政治家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当选和连任。民选官员对经济的修补通常是为了吸引选民。然后还有额外的好处是让官员们摆脱困境，因为他们可以把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发展归咎于“坏行为者”，比如强大的企业和贪婪的地主。最后，经济监管能提供暂时的缓和效果，负面影响只在数年之后才会显现，彼时制定它们的官员已经离开政治舞台了。

自由市场或管控市场？这就是问题所在

Free Markets or Controlled Markets? That Is the Question

政府并不生产产品、创造高于且超出其投入成本的价值，或者——除了通过其支出之外——为GDP做出贡献。他们用一只手收集（或印刷）货币，用另一只手分配货币和服务。他们向纳税人收税，并以未来纳税人的名义负债。然后他们支付福利项目、工资、资本支出和补贴。政策制定是关于谁来支付以及谁获益的。

政府并不追求利润，这意味着管理政府的人获得了效率方面的免费通行证。企业管理团队不能生产出比投入更有价值的产品——也就是取得利润——的话，是不会长久的。但人们并不期望政府如此，结果，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准来量化政府的效率，像企业的利润一样。

政府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可能与利润或附加值无关。

它们提供了人们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例如国防、医疗保健、警察和消防服务、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应急响应，包括物理上的（洪水、龙卷风和疫情）和经济上的（衰退和恶性通胀）。它们还为那些本来会受苦的人们提供安全网。对于政府应该做多少，存在广泛的意见分歧，而这些分歧是美国政党之间最大分歧之一。

除了生活必需品，一个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平衡其公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如上所述，这样做是政府从一些人那里取钱给其他人的原因之一。但必须承认，这个方向上的每一步——而不是要求人们自谋生路——都是违反自由市场力量的一步，会带来后果。

达尔文描述了物种通过所谓的“适者生存”来增强的方式。它起作用了，物种向上进化。但根据定义，这是一个强者兴旺、弱者灭亡的冷血过程。对整个物种有好处，但并不是对每个成员。类似地，一个社会的集体经济福利是通过自由市场的运作而最大化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比其他人过得更好——最好是，但肯定不总是，最有才华、最努力和最值得的那些人。只有在最不切实际（且注定失败）的体系中，才不接受一些人会比其他人过得更好。但这种差距最近扩大了很多，而我们关于“更好多少”是公平和可接受的争论也越来越多。

根据历史所提供的证据，选择是清晰的：（a）具有激励机制和不平衡结果的高效的自由市场经济，或（b）具有统一结果和低于标准表现的计划经济。在第二页，我写了如下：

自由市场提供的激励机制有效地将资本和其他资源引向它们会最具生产力的地方。它们促使生产者去做出人们最需要的商品，以及工人去从事他们就产出价值而言最具生产力的工作。而且它们鼓励努力工作和承担风险。

相反，如果市场变得不那么自由——也就是说，如果市场被迫遵循政府法令而不是经济规律：

资本和原材料将被引向并非生产力最高的地方；生产者将生产不出人们最想要的东西，反而会生产政府认为人们应该拥有的东西；工人将被分配到产量低于正常水平的工作岗位；以及努力工作和承担风险将不会发生那么多，因为做这些事情的回报将被限制，而在某些情况下，回报会被重新定向到那些并不工作或承担风险，但被掌权者认为值得的人。

激励机制和自由市场对一个高效运转的经济体至关重要，但它们的存在保证了经济中的一些成员会比其他成员过得更好。两者缺一不可。

中国

China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但中国怎么说？中国经济并不按照经济规律自由运行，但它正做得很好。”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充斥着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和五年计划。然而，在过去的45年里，中国的GDP以每年近9%的速度增长，并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怎么可能呢？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近20年了我一直在中国访问，而特别是在我早期的访问中，我很难理解集体意识形态与私营企业共存的逻辑。当然，它们是“奇怪的同床共枕者”。本月早些时候一次去中国厦门参加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让我想起了这个难题。不管解释如何，事实是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2022年夏天，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Edward Cunningham用一个流行的说法来描述它：

中国的私营部门通常用四个数字的组合来概括：60/70/80/90。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60%的GDP， 70%的创新能力，80%的城市就业和90%的新就业岗位。

而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2023年3月13日，CNN报道了中国总理李强的一份声明：

“去年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讨论和评论，这让一些私营企业家感到担忧，”李在周一说。“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营造一个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当然，这代表了实用主义对意识形态纯洁性的胜利。这是适应经济现实而不是试图推翻它的一个明显例子。

* * * ＊ ＊ ＊

1950年代末，我读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这是我迈向理解各种经济体系运作的第一步。奥威尔在1945年写了这本书，作为对俄罗斯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几乎不加掩饰的批评。那本书教会了我关于自由市场对计划经济的大部分知识。如果你还没有读过，或者你很久以前读过，久到你都不记得它说了什么，我建议你捡起来。

在《动物农场》的寓言中，动物们接管了农场的经营。对我来说，关键的教训来自于他们画在谷仓墙上的格言，从卡尔·马克思那里借来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多么一个理想主义的声明啊！如果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生产，社会中更有能力的成员生产得更多，那就太好了。而如果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更需要的个人能得到更多，那就太好了。但是，正如农场里的动物们很快学会的那样，假如工人们只能保留他们需要的东西，那么他们中更有能力的那些就没有动力付出额外的努力来生产剩余的东西，以满足能力较弱的人的需求。当然，巨大的挑战是去取得适当的平衡：以税收的形式从成功人士那里获得足够多，为服务、政府项目和财富转移提供资金，同时又不损害他们工作的动力，或鼓励他们寻求低税率的司法管辖区。

我在上面讨论的是生活中的经济事实，它们的一些后果可能不太理想。但理想主义者的愿望并不能支配经济；而现实则会。其中最重要的是激励的力量和供求关系的影响。其规则必须得到尊重；它们不能被忽视，被愿望所消除，或者被推翻而没有后果。

任何认为生活在一个更喜欢平均分配利益而不是自由市场的中央计划经济中会更好的人，都没有研究过历史（或读过《动物农场》）。其在理论上听起来可能不错，但从来没有奏效过。经济规律最终总会胜出。各国可以尊重这些原则并从中获益，或者它们可以试图违反这些原则，并为此付出表现不佳的代价。在政界里，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无限的利益和一些东西。但在经济学中，只有权衡。

2024年9月19日